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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源:如果说你请进外人,最后几个人得不到信任,或者这几个人跟他合作不好,最后把他几十年的事业就搞垮了。福山先生讲这个问题,在中国应该是已经存在了,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办法,就是说怎么样去在这个整个社会的范围之内去培养信任。所谓培养信任,刚才王先生讲的,它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每个个人、每一个组织,大家应该逐步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
主持人:它有一个滋生繁衍发展的过程。
田源:滋生、繁衍、发展。
主持人:在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对于信任的误读,所以也为此付出了一些成本。我们先来介绍这位王惟尊先生,给您认识一下。其实说到王惟尊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北海喷施宝公司,那段职业经理人的经历。因为揭发了公司的假账,他被以两项罪名起诉送到了看守所,好在一年零八个月之后,他接到了检察院发出的不予起诉的决定书。
王惟尊:我不能理解的是像野村这么大的公司,在日本这么有名的,这么样一个有信用的社会里头,出现这种事情我感到不可理解。
福山:这件事情说明了台湾和香港的投资者,要比日本的投资者有优势。他们起码对中国社会如何运作有一些概念,我想日本从许多方面讲对中国社会如何运作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他们和美国欧洲投资者这样的“局外人”没什么两样,缺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了解,也不懂得(在中国)的私人关系是成为生意伙伴的一个重要纽带。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王惟尊:您认为在诚信上,如果作为一个数量来度量的话,你认为欧美和日本公司,在经济上谁更诚信一点?
福山:这个很难说,我会考察这些公司的会计准则,我会看公司所在国家的司法系统,一些关于不同公司在各个国家如何运营的调查结果,会给你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一些经济学家近来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由于信任度的高低对做生意很重要,对信任度的测算也很重要,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提供这方面的消息,现在由于许多公司出现丑闻,我想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哪一个社会有更值得信赖的公司,而是哪个公司有好的审计者,有好的审计制度,有好的公司治理方式,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而不是这个公司来自于哪个国家。
王惟尊:从诚信和法律来说的话,如果在美国一家公司,它发现了对方欺骗了它,而且是一个犯罪行为,然后它不去告它,然后把钱拿回来,而且还保持沉默,你认为这种行为在美国是可能发生?
福山:不幸的是,美国人喜欢互相打官司。就像我说的,过于强势的法律规则,也有它的负面作用。其实许多问题可以私下里在法庭之外谈判解决。
主持人:其实我想王先生问这个问题,估计是想我下一家公司,该找日本公司,还是美国公司来合作。我知道今天来的很多是大学的学生,大学生经常上网,比如说我们随便调查一位好了,这位先生您只要点头就可以了,您会跟网友见面吗?点头或者摇头,摇头。大家看到跟网友见面统统都摇头,我估计这个摇头就代表了很多的不信任。那么问一下徐先生,假设您现在还没有结婚的话,当然这个假设有点离谱,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时尚在婚前进行财产公证,您会做这个事吗?
徐源:我认为按照我这个年龄段来衡量这个问题肯定不会做。你说你要去做公证,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离婚做准备吧。
主持人:那也就说明这种信任度是在降低的,还有我想问一下黄总,您知道现在有一种测谎仪,如果说您想要知道一些您特别渴望知道的东西,您会用测谎仪来测一测吗?
黄启均:我正准备问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是一个信任度,在福山先生那本书里面,是划为一个高信任度的国家。但是使用测谎仪,据我所知应该是美国用得最多的,那么一方面有法律,一方面有道德,那么一方面呢,又有像他那样的中介机构,那么测谎仪在这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
主持人:所以在这些事物当中,其实看到了一个矛盾,似乎都让我们觉得应该好好来反思一下。福山先生,您对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现象,您有什么看法?
福山:一般来讲,我是不相信互联网上的任何东西的。有一个很有名的漫画,说的是一只狗在电脑前打字,在互联网上漫游,然后这个狗说互联网好就好在,当你上网时谁也不知道你是狗。这是个很有趣的例子,因为它说明了信任是由高质量的信息创造的。从某种角度讲互联网的问题在于它隐藏了信息的可信度,你不需要说明你是谁,你在网上发表的信息也不必要是准确的,所有像编辑、出版商、报纸、政府部门等这些用来判断信息可信度的部门,在互联网上并不存在,所以互联网上的一些数据,并不太令人相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主持人:可是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大家都知道是从一个熟人社会在向生人社会过渡,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信任态度,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主动地去信任别人,我付出的成本可能就会低一些,比这种被动地信任或者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好点,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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