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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概念,同时也是动态的,相互的,曾经的温州信任危机,让国人认识了信任的价值。其实一个人来说,信任,往往是一个人做事情的最根本基础,没有信任,恐怕是谁都不愿意跟你来往的,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央视财经的《对话》栏目:信任的价值
主嘉宾:
弗朗西斯·福山 美国学者
次嘉宾:
王惟尊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公关部主任
王 艺 金诚国际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 源 江苏小天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黄启均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辉耀 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
王 巍 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 源 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也夫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
陈晓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陈伟鸿):好,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这期的《对话》。那么我想很多人一定记得,在2002年底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不少中国知名的企业家为他们往日的失信而由衷地忏悔,从而也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信任危机的探讨。今天的《对话》节目,我们将一块来聚焦“信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有一个学者他用了比较文化的视角,对许许多多的国家进行了研究,他就是弗朗西斯·福山先生。
主持人:掌声有请,欢迎您,福山先生。
福山:能够在这里与中国人民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流,而不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主持人:好,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大家一定非常珍惜。我们就掌声欢迎福山先生,有请。
主持人:我特别想知道福山先生,您写《信任》这本书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什么事情触动了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福山:我想原因之一就是我经常旅游,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很明显,不同国家的人互相之间信任的方式也不同。比如说在某些社会里,这种情况很常见。两个陌生人在火车上或者是飞机场碰到了,就开始聊天,甚至开始谈生意,这是很常见的事。而在另外一些社会,这种情况就很难发生。所以我一直在探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交往方式,在一些地方他们的成本是怎样的?为什么在这些社会里一个人的家庭关系和他的私人交往,对他的行为比如说做生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另一些地方,人们就不一定需要这些私人交际的东西,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互相信任,包括我所在的这个社会,我们也经常见到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破裂,所以说我一直感兴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怎样产生的,这也是促使我进行研究的原因。
主持人:其实跟您一样,在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人,他们对于信任也有过一些研究,那今天我想先请我们王巍先生跟福山先生交流一下。
王巍:我注意到你描述美国这个社会是个高信任社会,中国这个社会包括其他国家,相对落后的社会是一个低信用社会。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从安然到一系列大公司做假,导致整个经济包括这种长期资本公司,这种大规模的违背信用的情况,造成整个社会这样一种风险。我觉得这里似乎有一些和整个趋势又不太一致,所以我想有这个机会问一下,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福山: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美国发生的公司丑闻真的很糟糕。尽管它们没有对美国经济的整体状况造成损害,但对美国来说,这些丑闻的成本还是相当高的,(我想如果说这些丑闻没发生)首先他们应该对美国股市出现的泡沫负责。因为从根本上说,这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财务人员,在公司收入的问题上进行欺骗,人为扩大公司收益,造成美国股市出现了自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股市泡沫以来,另一次巨大的股市泡沫。当股价崩溃时,我们所有的美国人都付出了代价。我想如果没有这些美国公司对(投资者)信任的背叛,这一切也将不会发生。
主持人:那田先生您需要跟他探讨的是哪一些观念?
田源:一般来讲这个道理就说,由于低信任而带来成本提高,然后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去提高信任程度从而降低教育成本这样一个理论,对于中国有很现实的意义。用他的观点来说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个大的国家里面,实际上也有高信任地区和低信任地区,那么我们国家的任务应该说对这个低信任地区来说,这些政府它就有一个责任,把本地的信任程度提高,然后降低人家到你这儿来做生意的交易成本,这样的话促进经济发展。不知道福山先生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就像中国这么大一国家,是不是用一个简单低信任就完了?还是这个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的问题。
福山:首先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个社会判断为低信任社会或者高信任社会。正在发生的事实是,中国正在逐渐地制定法律规则。我认为法律规则是一个桥梁,为一个社会向高信任社会迈进提供了可能性。通过法律、有约束力的合同以及信用记录系统,人们可以在一个没有太多私人关系的陌生环境中做生意,人们也可以相信,如果其他人存在欺骗或者不正当的行为,那么司法系统会对此做出记录。我在来北京的途中在上海停留过,我同许多商业法领域的律师交流过,我明白了为什么在上海做生意应该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地区,有比较适当的司法系统,从而为人们搭建了桥梁,使他们彼此更加信任。
王巍:中国现在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认为你在《信任》里谈的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几百年来,按照交易来形成的这种经济基础,中国情况是个计划经济,50年的历史形成的。对于企业来说,它也可以不断地去滥用这种信用,大家吃大锅饭,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企业在吃信用的大锅饭,反正都是大家的信用,砸了牌子砸别人的,所以导致不断地滥用,那这样的情况就很难做。我觉得在中国目前最大问题,还是解决产权的问题,解决经济制度的问题,然后才逐渐逐渐从法律制度上(完善),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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