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化苗头加强！

　　终于不必惊世骇俗如10年前了。

　　今年5月，潘绥铭教授在他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公布了《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历史发展2000-2006》调查结果简报。

　　10年前，他做田野调查，与小姐们打成一片，身披“只身闯入红灯区”的传奇色彩，引来“调查小姐，那得嫖多少回啊？”的复杂惊叹。当他写出聚焦中国地下性产业的《存在与荒谬》时，报纸打出的标题是“教授卧底曝光性产业”。

　　他对学术的严谨被不少东西遮蔽了，譬如他“什么阶层也不是”的跑江湖架势，他的翻眼冷笑，他的语出惊人。有人称他“人大那个家里好多毛片的教授”，但读过他的书的人能够体会他在方法设计、改进、反省、检讨上所下的功夫。

　　G悍的人生无须解释。这个从红卫兵、“狗崽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人、工农兵中专生、机关小职员一路走来的社会学教授，一入社会，如鱼得水。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小姐也是人”，以至于一度，有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性性工作者在网上口口相传：“你一定要记住潘绥铭这个名字。”一位接受过他访问的妈咪在送别时说：“你娶我吧！”他也回报以很高的职业尊重：“在(性产业)这个问题上，教授都不是专家，专家是妈咪。”调查时，他待她们，就像“对待女同事一样”。不管这是不是田野调查的一种策略，这确是接近“真实”的阶梯。

　　有过这番经历，潘绥铭比较知道怎样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说出他们的“性”。2000年，他就设计了一套体贴入微的调查方式，从问卷设计、调查地点，到人员的完全陌生化(就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不会再见了)，一点一点将难以启齿之事在对象面前铺开。

　　2006年7月到11月，潘绥铭团队进行了同题再调查，该调查覆盖了18岁至61岁、讲汉语、识汉字的中国人，随机抽取21个省、市的152个城市社区、47个村，实际接触7553人，大约1500人不愿参加，完成有效问卷6010份。

　　很多人还不明白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

　　人物周刊：关于“安全套到底能不能预防艾滋病”，您为什么迫切希望出台“国家说法”？

　　潘绥铭：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2000年的时候，在4项预防知识中，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率最低，经过6年宣传教育，到2006年，仍然最低。问题难道还不严重吗？

　　人物周刊：说说在村里，在社区里碰到的“不相信”吧。

　　潘绥铭：整个社会的公信力在下降。一个信息，哪怕是科学知识，有80%的人信就不错了。像安全套的问题，他们也听说了一点，就是不相信。也不是不相信安全套，而是不相信我们的宣传。

　　人物周刊：在2000年、2006年对中国人的性行为和性关系进行考察，不能不看这6年里国家发生的事情和它的走向吧。

　　潘绥铭：对。这个大背景就是中国“性化”的苗头越来越强。这不是我的词儿，是国际学术界用了好多年的概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事物跟“性”联系起来，而且越来越紧密，不是你家里有几张毛片儿社会就“性化”了。你看现在，从大街上的广告到日常语言，性的色彩越来越浓，香车美女，他不说车有多好，搁一模特在那儿，杂志封面全美女头，有的扯都扯不上。就这么个趋势。

　　有钱人才去全身按摩、叫小姐？去得多的反而是“穷人”

　　人物周刊：两个月前，我去西南某地一家妇教所采访，那里收的是从事性交易被逮着又交不起罚金的农村女性，她们告诉我，一次交易的价格相当于一碗米粉。连那么偏远的小村子里的女性都开始用肉体做交易了。

　　潘绥铭：自打中国有文字记载这3000年来，哪朝哪代人不懂这条路？都懂!老话说“大姑娘要饭——死心眼儿”，不就是这个理？为什么现在走这条路的人多了？这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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